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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党的组织领导对法院的无缝覆盖使得法院在多数情况下实质上成了案件争议双方的当事人之一。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是对西方社会绝望的表现，具有革命色彩，而哈贝马斯的理论则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理性观察，它是提升社会民主法治水准的良药。哈贝马斯则赋予新的市民社会双重任务：首先，它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这一被重新理解的公民社会具有批判与建构的双重属性，它是批判现存社会的工具，也是构建未来社会的理想图画，因应与满足了自17世纪以降人们建构自由的法治社会理想的需求。（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1页，对照德文版：Karl 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and7,"Die Klassenk?mpfe in Frankreich1848-1850",S.78Dietz Verlag, Berlin/DDR 1960。哈贝马斯的上述理论极具创造性，自然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这对传统的仅仅与国家相关联的civil society理论是根本性的颠覆。[38]到1886年年，恩格斯更将市民社会与经济等同，作为政治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西方概念逻辑的学术传统下，挖掘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需要提升为一个哲学命题，这一步由黑格尔来完成。国际强行法，也称作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规定，它在国际法体系中，具有绝对的最高效力，任何与之相冲突的条约都归于无效。

比较上述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对通信自由施行一般限制的一致性理由，主要有：（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的第29号一般性意见》，国家不能援引国际人权公约的克减条款，违反上述关于限制通信自由的规定。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家在其本国范围内均享有依其本国宪法和法律进行公开通信的自由，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对其进行干涉。1966年缔结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1）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公民以这种行为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权利，是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此，此等通信自由应受到一定限制

这种法律观及其主导的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和危害在于，把承载着治理等重要社会意义的法律想象成了一种完全自恰、自足和封闭的规则体系，把法律实践简化为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和适用，把法律本身存在的前提性错误和法律实践的社会后果等重要问题排除在法学的研究之外。我们应防止对现行法律合理性的过分自信，忽视法律和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因为这种孤立的研究放弃了对社会需求、法律作为公共政策、法律运行的环境、法律的社会后果等一系列直接关系到法律和法治效果问题的考察，因此而不能弥合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差距。以法律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的发展，为培养准确适用法律的人才提供了条件。

对此，本文旨在阐明两个问题：第一，社科法学反对什么。社科法学因此致力于增进法学领域认识、理解和处理法律问题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案也可以是多样性的，因此它增加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第二，培养素养全面的法律人才需要社科法学。社科法学的问题来源与教义式法学不同，它的问题意识不仅来自于法律体系、法律规范的文本，更多的是来自于广阔的法律实践，尤其来自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引发的紧张。

法律实践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参与到法律事件中的各种角色的行动。但是，只有关于法律的规范性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因为学说的单一性而有害。

虽然社科法学本身就像社会科学一样多元化，但是，在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在两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相似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反对法条主义的法律观。遗憾的是，无论中外，社科法学常常遭遇致力于在法律内部建构自足体系的理论家的反对。

事实是，法律系统虽有一定的自我创造、自我复制能力，但它从来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它一直栖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法律经常是错误的，法律永远不是完备的——这才是永恒的现实，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在经验、理论和价值上对现行法律和秩序进行社会科学的审视、检验和批评。社科法学起源于对教义式法学的不满和批评，直接针对的是孤立地在法律体系内部研究法律的局限。说到底，社科法学不曾反对过对法律展开规范性的研究。法律人将因此徘徊在社会争议或社会变迁之外，这将葬送法律作为治理事业的前途，也终将使法律人无法完成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反对法学研究在智识上的孤立。

因此，不去理解政治、社会的法学将因其智识上的孤立而在事实上无法理解法律本身，并因此无法面对和处理疑难案件、重大争议和社会变迁引发的一系列议题。进入专题： 社科法学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文化、社会和空间具有足够多样性的大国来讲，对法律治理功能的认识不应局限于司法治理。与教义式法学相反，社科法学的普遍倾向是并不假定法律和现行法秩序是合理和正确的。

如果法律人关闭了通向社会生活的大门，那么其不仅无法胜任处理争议案件的任务，更不可能理解国家、法治和法律所面临的和可能到来的危机。社科法学能为中国做什么？有很多，尤以以下两个方面较为重要： 第一，促进法律与社会差距的弥合。

可以说，法律、法治关乎着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而它只有与正在进行的经验研究计划保持系统的关联，才能做到这一点。法学研究智识上孤立的现象与法条主义的法律观一脉相承并相互强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学被讥讽为幼稚的学科，因为它既没有中国自己的学说传统，对西方法学的了解也一鳞半爪，更不具备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6版。在这种法律观的笼罩下，长期以来，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核心被理解为技术和思维，甚至被狭隘地认为仅仅是技术和思维。

智识上的孤立会导致法律人在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缺乏真知灼见，这显然与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符，也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学家的期待。但是，其共同点是保持智识上的开放性，否认规范性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的唯一正确出路。

我们并不否认以法律文本为中心的法学研究和教育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处于快速社会变迁、足够复杂的大国来讲，止步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学不能全面解释法治建设和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它所培养的法律人才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因此，其能对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性质和后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审视，其理论能够实现法律和生活世界的关联，也因此能够不断努力去弥合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差距。

纷繁的生活世界并不会因为法律人闭上眼睛而变得简单。占据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主导地位的法律的规范性学说常常把法律作为一种可以借助于自身内在分类来分析、理解的学说和专业活动，而无须参考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因此，法律实践以及关于法律规范性的技艺运用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第二，社科法学能为中国做什么。

技术是以法律文本为中心的法律条文解释、法律推理之类的法律适用技术。也因此，关于法律、法治的理论和学说变得同样重要，因为理论和学说既关系到我们将培养出何种法律人，还影响着法律实践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法律思维也被局限地理解为在法律框架内以法律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技术性思维或者简单地把某些法律原则奉为圭臬。一方面，以法律适用为目标，针对生效成文法的解释、分类和系统化的学说、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社科法学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着对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在智识上打破教义式法学的孤立性，培养出不仅能够进行规范分析，同时具有全面智识、健全常识的法律人才。现在，中国的法学有了很大改观。